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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高校还成立了软法研究中心。

于子女一方，尽管父权制度已经被打破，但因反馈模式仍旧存在，使得他们的情感表达虽已趋向于自然而然，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单方面自行脱离代际伦理。尽管养与敬有时会发生分离而展现着人如同犬马那般，但那并不意味着人丢失了与犬马相区别的本能以及本性，而仅仅意味着人的本能以及本性有时会被遮蔽掉。

其一，把权利放置到前置的位置上，也就意味着要抬高法律并且要尽量缩小伦理话语的运行空间，而难以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符。有学者指出，孔子只是感念历史先例并且致以深挚的同情继而悬为孔门施教的大纲。正是基于那样的法律修辞，而且反馈模式及其内在的孝道理念已经成为实质性传统，传统的孝道理念出现在当代司法判决的生产过程中，与其说是体现着传统孝道理念与现代法律如何展开对话，倒不如说是体现着以平等理念为根基的代际伦理制度与代际法律制度如何在司法的层面上展开对话，使得司法没有必要再对孝道话语与权利话语做出传统与现代上的时空界分，而只能让它们仅仅只是展现为两种制度话语。在古今中西而又满天星斗般的诸多理论中，最为关注孝道伦理的毋庸置疑正是中国的儒学。涉案父母恰恰正是针对安亲提出司法诉求的。

经由代际法律制度与代际伦理制度在司法的层面上展开一番对话，权利话语转而在前，伦理话语转而在后，前者的选用旨在牵引出后者，即两者的前后递进关系。本性则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中法评》：还有观点认为，如果行政诉讼不提级管辖，就采用异地或是集中管辖，即指定一个城市负责某一片行政区域的案件审理。

这三个机制中，最早想到的两个机制是激励和制约，就像车的油门和刹车。但是怎么兼顾？如何平衡？有什么手段？有什么办法？关键就是机制，平衡论的重要内涵应该就是设计出一些机制，以实现动态平衡。现在是要重新界定或者说扩展法的外延吗？表明还有一种不借助国家强制力，但会对公民或组织产生实际影响的法吗？ 罗豪才：因为过去在法学教材中，我们看到的法的概念都是一样的，都是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观点，苏联的观点最早是大陆法系德国人的观点，法就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当下的主要任务应是完善宪法确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加以落实。

近年来，我国在民生领域立法方面取得的成果尤为突出，据统计，近十年来，中国制定和修改的涉及社会劳动、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安全领域的民生立法26 部，占这一时期全部制定和修改法律的21.3%。2013 年，中国高票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事国，这既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保障进步的肯定，也表达了对中国在国际人权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期待。

作为中国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创始人，请您谈谈平衡理论的提出过程。建设法治中国，不能单单是法律机构、国家机构法治化了、提高了，但是社会却脱节，社会法治也要跟上，这往往都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只重视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还是要共同建设，一起推进，这样更科学一点。相对来说，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还不够，民主气氛不够浓，民主习惯还没有完全养成，都需要加强。关于人权进步的表现，第二点应该是人权立法方面。

我们对平衡理论的认识也是逐步展开的，也参考了别人的提法，但发现国内外都没有完整的理论观点。《中法评》：中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罗豪才：行政法平衡理论也是在实践过程中总结、讨论形成的。还有的希望建立跨地区的行政法院。

也有的开玩笑说，你是为政协和党派作辩护，所以讲软法。行政法律关系中一方是行政主体，另一方是行政相对方，这两方是一对矛盾。

这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大多成立了专门的人权研究机构，并且依托自身传统、专业、地域优势和特点，在人权研究方面形成了自身特色，人权研究蓬勃展开。我们过去的制度片面强调管理，是管理论的，重点是管老百姓。

这种方式有一定不完整性和局限性，有必要加以突破。那么，我们国内存在这个问题吗？后来在统战部，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中国的国情与西方是不太一样的，不存在要禁止或反对的对象。在处理这对矛盾中，法院应该是公正的、中立的，只偏向一方不行，要兼顾两方面，所以我们当时认为用平衡论这个概念可能更好一点。以司法审查为核心构造起来的行政法学体系，打破了以前行政法学教材二段论的写作模式和体系，把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紧密地统一起来，并以监督主体为主导，对所涉及的各种关系分门别类地展开论述，在体系的安排上比较简明、清晰和合乎逻辑，在理论上有创新。总之，还是制度的问题。我们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这本书，就是希望在理论上有创新、在实践中有贡献，现在看来这个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培养高级法官，办了两个班，一个民事的高级法官培训班在人民大学办，行政法的在北大这里办。管理论很明显是不民主的，是行政权至上的，肯定要改，但是要实行西方的控权论，在中国也很难，我们整个体制不可能，没有这种传统，没有这种文化，你不可能整个照搬过来，司法制度本身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

这个工作是在最高法院支持下进行的，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有个高级法官培训中心，主任是祝铭山，我任副主任。要研究老百姓怎么生活得更好，实际上也就是关注生存权、发展权，要以民生为先、以民生为重、以民生为本。

后来我们把一批法官召集到高法班这个培训班来，也是为了培育一支行政审判队伍。也有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在国际社会上引发矛盾。

当然，现在情况比过去好多了，但是问题仍有不少。对公权，首先要制约它，制约是重点，而且要多重制约，既要有外部制约，也要加强内部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但中国死刑案件整体数量是在减少，整个趋势是下降的，每个死刑判决也都是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作出。所以这是三种机制：激励、制约和协商。

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也是重要的人权，也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当年我们关注过的公共治理问题还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跟当下提出的国家治理之间是什么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进入 罗豪才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利 权力 。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及一些司法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这个需要好好地进一步来研究。

第四点就是我们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中法评》：您能更深入地谈一下制度方面的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吗？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司法缺少独立性，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呢？ 罗豪才：我们的宪法设计，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下面的行政和司法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分开，并且是平起平坐的。

《中法评》：罗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中国法律评论》的采访。这几年围绕人权立法，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人权入宪、人权写入党章、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范的修改，以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等，进步很明显。当初我们提出软法时，有不同的声音，有人发表不赞成的文章，说软法是跛脚的鸭子长不大，对软法持疑义，这是正常的，促使我们考虑一些问题，还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关键是要下决心改革地方法院的人、财、物的管理，这个最重要。

人权进步的第三点表现就是人权方面的学术研究。  2014 年1 月20 日，《中国法律评论》期刊（以下简称《中法评》）一行三人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拜访了这位集新中国行政法学开创者之一、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主要提出者、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和北大知名法学教授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罗豪才先生。

北大这个班招了60 名学员，大部分来自中级法院，也有个别来自高级法院，都是各地法院行政庭正副庭长以上的干部。现在我们国家许多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并不严密，有的是靠几个脑袋拍出来的，确实存在规范的冲突问题，因此怎样建立和健全规范的审查机制，对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还是很重要的。

当时我们软法出来以后，社科院法学所有一位同事见到我就开玩笑说，你们搞颠覆啊，我说颠覆什么？他说你们把法的概念都颠覆了，我说，不是颠覆，而是对法的概念进行补充、修正，不这样做没办法扩展，新的思路起不来。用什么来代替，大家可以有各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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